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中国目前的智库建设存在什么问题呢？有的学者认为：“新型智库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搞不好就会与政府主导型智库区别不大”。具体表现在，从现有的一些新型智库来看，大多是一些退休的“前官员”占据民间智库的领导岗位发挥余热。

　　我个人认为，新型智库的行政化倾向，如果只是上述的表现则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从国际对比的经验来看，从政府部门的官员到智库领导人或者反向任职，这种交叉任职被称之为“旋转门现象”。美国是旋转门的集大成者，究其原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每隔4年的总统大选后，大约有4千人面临转换工作，由此形成了行政官员与研究者的角色交换，这种大轮换使得政府与智库的关系更加密切，人际交往更加频繁，权力和智慧得到最有效的融合，它不仅仅提高了美国有关政府部门的决策力，增强了其人员活力，而且也使得智库有的放矢，做好政策工具的储备与人员的培养。比如，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他曾经是布鲁金斯学会成员，他从1977年至今，五次穿越“旋转门”，是迄今为止穿过“旋转门”次数最多的一个人员。

　　在我国，在改革的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官员进入国有企业，实现了角色转换。最近一些年，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进入大学，或者从大学进入政府部门。2013年12月，曾经有媒体统计14名省部级官员曾是大学校长书记。当然，也有在山东出现的现象，8名高校官员落马，多由地方行政转岗高校任职。

　　我们相信，随着在中国随着新型智库的建设在加快，越来越多的官员会加入到智库建设的队伍中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目前就聚集了一大批退下来的官员。最近，最吸引眼球的是赵白鸽，去年卸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已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专家委员会主席职务，投入智库工作。

对于我国官员加入智库队伍，我们认为应当客观评价：其好处在于官员了解体制内的运作程序，知晓许多决策动向，可以指导智库及时跟进相关研究，避免智库的建议平民化甚至落伍，更重要的一点，行政官员可以调动相关资源，弥补智库初创时不足，尤其是人际网络，对于智库至关重要。

　　对于我国官员加入智库队伍，其弊端在于：可能会复制官僚本位体制，让新型智库套用已有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从而扼杀智库的创新机制，无法发挥专业研究人员的智慧。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赞同在新型智库建设中要鼓励“去行政化”，不仅仅是取消行政级别，更在于规范行政权力，实现政府官员到智库的管理者转型，督促权力恪尽职责、恪守边界，防止“官本位”倾向。其实，从国内外成功智库的经验来看，政府官员在智库的最重要功能在于找资金、拉关系、做宣传。而对于政策研究则放手让专业研究人员去做，激发他们参与资政的热情，创造出更多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一句话，政府官员和专业研究人员，要各取所长，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形成智库的“两翼”，只要这样，中国新型智库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